12月18日至20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京召開。這是每年規格最高的經濟工作會議，任務自然是研判當前的經濟形勢，布局明年的經濟工作。不過，今年的經濟工作會議在時間點上尤為特殊。

　　這是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我們知道，十九大的意義已經超越了5年，成為新時代的重要節點。會上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判斷和提法會管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所以，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同樣延續十九大的精神，不僅為2018年做工作部署，還在更長遠的時間維度上為經濟工作定調。

　　指導思想

　　這次會議的一個最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邏輯跟十九大報告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樣，也是建立在對過去極不平凡5年的總結上。新華社的新聞稿總結了6個方面：經濟實力再上新臺階，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革，經濟體制改革持續推進，對外開放深入發展，人民獲得感、幸福感明顯增強，生態環境狀況明顯好轉。因為這6方面的成功實踐，總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

　　這個新總結出的思想是黨在經濟領域的指導思想，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成果。官方用了“七個堅持”來闡釋其內涵，有興趣的島友可以閱讀新華社通稿。不過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堅持”：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黨管經濟”的第一原則。現在，這個“黨管經濟”有了統一的思想基礎。

　　重大判斷

　　讀這次會議的新聞通稿，你會發現跟十九大報告非常相似的邏輯。除了總結新思想之外，還有一個重大判斷：我國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的經濟增長同樣有自己的鮮明特征，就是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

　　“高質量發展”的新表述，是這次會議的另一關鍵詞。聯系到十九大報告關于主要矛盾的表述，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很容易看出，這個“高質量發展”就是針對當前不充分不平衡的發展而言的。

　　在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保險行業協會首席金融市場專家俞平康看來，所謂不平衡不充分，其最終落腳點還是不平衡。

　　聯系1956年黨的八大對主要矛盾的論述，“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和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論述“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可以看出，此前矛盾是側重在“不充分”上的，即社會生產和物資水平跟不上需求，而今年的十九大提出了新的矛盾，其落腳點側重在“不平衡”上。

　　不平衡有哪些？產業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怎么解決？

　　打響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的三大攻堅戰。

　　三大攻堅戰

　　這次會議最吸引公眾視線的政策之一，就是三大攻堅戰。而這三大攻堅戰無一不脫胎于對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現狀的判斷，又在此基礎上孕育出八項重點工作內容：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一一來看。

　　何為產業發展不平衡？具體到中國當下國情，主要有兩點：其一，就是金融發展過快，沒有反哺實體經濟，反倒是擁堵在市場中，形成了巨大的金融風險。因此，這次會議才會明確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并且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同理，振興實體經濟也要同步進行，因此這次會議提出了要大力降低實體經濟成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繼續清理涉企收費……降低用能、物流成本；

　　其二，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結構體量過大，高科技企業體量和發展速度遠遠沒有跟上，因此要堅定不移打響污染防治攻堅戰，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打響的“藍天保衛戰”。從這一點來看，大家普遍關心的“煤改氣”、“煤改電”，還將是大趨勢。畢竟，會議明確提出了要“淘汰落后產能，調整能源結構，加大節能力度和考核，調整運輸結構”。只不過，在這個轉型的過程中，要更注重民生，把握好改革的節奏。

　　何為區域發展不平衡？首先是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居民收入過低，因此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東、西部發展不平衡，公共服務不均等，因此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科學規劃“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等；因此要著力解決民生問題，解決好性別歧視、身份歧視問題，嬰幼兒照護和兒童早期教育服務問題；加快建立多主體供應、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

　　“去杠桿”要放松？

　　當然，除了以上說的政策，這次會議還涉及到一些大家非常關注的問題。

　　比如“保持貨幣信貸和社會融資規模合理增長”這一點。包括《華爾街日報》等外媒在內的不少人將此解讀為，中國將放松“去杠桿”的信號。更有甚者，還拋出了房價將迎來一波高漲的論調。這一論斷到底對不對呢？

　　答案很明確，NO。

　　的確，目前不少從業者都抱怨增量業務難做，似乎去杠桿已經取得一定成效，該收收了。但其實，從實際的經濟形勢來看，這里指的只是增量杠桿，真正該去的存量杠桿（包括銀行與實體經濟之間，銀行間，銀行與個人的信貸杠桿）等才是重點，而在這一方面，我們依舊任重道遠。

　　歷史地看，中國真正著手去杠桿，是從2015年大力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開始的，距今還不到三年時間。而對比歐美等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其去杠桿時間也至少要6年。拿美國來說，即便其有美聯儲這一中央銀行做輔助調控，在金融和實體經濟領域去杠桿都十分充分的情況下，也需要約6年時間，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去杠桿這一任務還遠沒到可以松懈的時候。

　　財政、貨幣政策

　　那么為什么在對財政政策的表述中，似乎出現了放松信貸的跡象呢？

　　這得聯系到會議對貨幣政策的定調。這次提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保持中性”，在俞平康看來，其實所謂的中性是“可緊”“可松”的，但這次應當理解為“中性偏緊”。

　　俞平康分析，從國內來看，從2014年的“大放水”到2015、2016年整體寬松的貨幣環境來看，我國的貨幣政策已經經歷了較長的寬松。而從外部環境來看，這一判斷則更是對國際貨幣流行性收緊的一個正常反應。眾所周知，美國加息的步伐已經不可逆轉，在中美兩國貨幣聯動較大、財政聯動較小的情況下，為了減輕人民幣的壓力，中國的貨幣政策也不會有太大的寬松空間。

　　但問題是，貨幣一緊，市場活力就必然受到影響，尤其是在目前經濟下行壓力非常大的情況，怎樣激發市場活力呢？財政政策可以適當放松。于是我們看到，在對財政政策表述中，出現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取向不變，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項目的支持力度”這樣的表述。

　　當然，如果我們抽離出來看，會發現，所有這些政策其實都可以被匯集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來，都是為了解決結構性不合理而推出的。這既表明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更體現了黨的政策的邏輯所在。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經濟工作會議還特意強調了“確保換屆工作穩妥有序、風清氣正”，雖然看起來跟經濟工作無關，但說一千道一萬，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是經濟領域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證，首先要有一支干凈有擔當的干部隊伍。所以，在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換屆紀律，也就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