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鶴副總理在冬季達沃斯論壇上宣布的“超預期”改革開放措施，終于揭開面紗一角。

繼習近平主席在博鰲論壇開幕式上一錘定音，宣布要“大幅度放寬金融市場準入”后，昨天，央行行長易綱也迅速將細化之后的十二大措施、以及“兩步走”的路線圖，公諸于世。

的確，力度很大。比如，易綱說，在“幾個月內”就將實施的改革措施包括：

1.取消銀行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限制，內外資一視同仁；允許外國銀行在我國境內同時設立分行和子行；

2.將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人身險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上限放寬至51%，三年后不再設限；

3.不再要求合資證券公司境內股東至少有一家是證券公司；

4.為進一步完善內地與香港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從5月1日起把互聯互通每日額度擴大四倍；

5.允許符合條件的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保險代理業務和保險公估業務。

6.放開外資保險經紀公司經營范圍，與中資機構一致。

而在年底之前，還有包括“鼓勵在信托、金融租賃、汽車金融、貨幣經紀、消費金融等銀行業金融領域引入外資”、“大幅度擴大外資銀行業務范圍”等措施將落地，“滬倫通”也爭取在今年內開通。

這些“超預期”的金融開放政策意味著什么？對中國的從業者、投資者乃至普通中國人來說，又有何種影響？

對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為什么要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第二，為什么是現在？

開放

要回答開放的原因，可以從博鰲亞洲論壇研究院剛發布的《亞洲經濟一體化進程2018年度報告》中尋找答案。這份報告的開篇便提綱挈領地說，當下的亞洲金融市場，存在著“脆弱的復蘇與持續的不確定性”。

為什么這么說？

如果觀察過去幾年全球金融市場的資本流動就會發現，資金在不斷流入發達經濟體。以2016年為例，該年度美國和歐盟的證券市場一共吸收了5.63萬億美元的資金，占據全球總流入資金的96%。

而就在剩余區區的4%中，流入中國金融市場的資金僅有679.59億美元，僅占整個大盤子的1.16%，遠小于日韓等其他亞洲主要經濟體。

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投資出現暴漲。注意，這里的對外投資，可不僅僅指出去“買買買”的直接投資，也包括證券市場的資產組合投資。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外資產組合投資達到788.3億美元——一進一出后，資本呈現凈流出局面。

為什么會這樣？這篇報告提出了兩個原因：一是亞洲經濟體的金融市場不發達，開放程度不夠，過剩儲蓄無法在當地得到有效調動；二是因為內外部環境的不穩定，亞洲各經濟體的企業和個人，把西方金融市場作為規避風險的安全島。

如此不均衡的資本流動模式，無疑將使亞洲各個經濟體面臨資本外逃的高風險和更高的融資成本，這也會給金融體系的穩定增加新的風險。

既然現在中國央行已把“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列為最重要的任務之一，那么“穩步”和“漸進”的擴大金融市場開放，不但不會增加市場風險，反而可以讓更多的資金關注中國流入中國，起到平衡的作用。

因此，易行長在解釋為什么要采取開放金融市場的舉措時會強調，“當我們進一步推動金融業開放時，我們會考慮資本流動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資本流動平穩，其有利于全球配置資源……目前，中國投資者的全球資產配置比例偏低。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鑒于國內和國外投資者都有需求，跨境資本流動可以平穩高效。”

時機

坦白來說，了解中國加入WTO歷史的朋友應該都明白，當年中國對金融業對外資的開放是有承諾的。但為什么當年的步子不敢邁得太大呢？

首先，中國的金融機構當時還太弱小。1999年末，中農工建四大國有銀行不良貸款總額將近3.2萬億，僅次于經濟停滯不前的日本，居亞洲第二位。就算成立了四大不良資產管理公司剝離壞賬后，到2003年四大行的不良率仍然高達20%以上，標準普爾在那一年題為《中國銀行觀察》的報告中干脆就宣布，巨額壞賬已經引致四大行“技術性破產”。

四大行尚且如此，其他金融行業實體就更不用提了。中信證券到2003年上市時，市值才100多億人民幣，是當時高盛等國際投行市值規模的十分之一；保險業的差距也差不多是這個水平。至于金融租賃、消費信貸這些行業，對當初的中國來說幾乎聞所未聞。

所以說，如果當年真的大幅開放外資準入，中國的金融市場結構，會和現在有天壤之別。

其次，中國過去十幾年高效的經濟增長和相對發達國家更為平緩的經濟周期，與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業的平穩是密不可分的。

應該說，無論是配合政府向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放貸，還是配合政府維持資金市場穩定，要求大銀行不能中斷向小金融機構的拆借，中國的銀行業都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試想，如果銀行業最重要的話語權不在政府手上，而是在外資，甚至只是在私企手上，結果會怎樣？

那為什么現在又允許開放了呢？

時代變了嘛。“狼來了”的故事固然聽起來很可怕，但小綿羊都已經長成魁梧的“super山羊”了，就算“狼”真來了，那也只能學會與羊乖乖地和平共處。

怎么個super法兒？

且不說工商銀行是世界第一大行，平安保險是世界第一大保險公司（按市值計算），單從目前國際上有的金融行業形態看，中國也一個不落。甚至，對于那些國外不夠發達的移動支付、消費信貸等業態，中國還開始對外輸出了。

換言之，中國金融業的結構大局已定，就算外資巨頭進來也幾乎不可能撼動。

所以，易行長才會自信地說，“對外開放之后，外資機構是否是強有力的競爭者，要看這些機構本身的公司金融、治理結構等情況。”

回頭看，21世紀初那輪金融機構引入外資，雖然引發了很多“讓外資賺的盆滿缽滿”的爭議，但客觀上確實幫助中國的金融機構們夯實了基本的業務結構，完成了上市，可謂瑕不掩瑜，功德圓滿。

好處

那么，此時放開外資限制又有什么好處呢？

三個字：控風險。

這幾年，國內的金融機構在和監管機構“躲貓貓”、“拼手速”的過程中，體現出了極強的創新能力，但合規和風控能力卻是明顯的短板，所以才會發諸如蘿卜章”到“飛單窩案”等的一系列風險事件。而外資金融機構在跨越多個經濟周期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擁有了相當成熟的合規和風控體系，正好可以幫助中國的金融機構補上這一課。

所以說，這一開放舉措，與這段時間推出的“資管新規”和其他監管政策，一脈相承。

就像易行長在回答相關問題時說的，“在幾年之后，我相信中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金融業的服務能力會進一步提高，會在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里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我們的監管環境也會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會加強。”

綜合以上兩點，此次“大幅度放寬金融市場準入”，既是確保跨境資本平穩流動的未雨綢繆，也是以改革促開放的一招秒棋。

對于普通百姓而言，一方面，如易行長所說，“隨著中國開放度進一步擴大，中國百姓和機構可以更大程度地在全球配置資產”，這對于大家的資產保值增值而言是大大的利好；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期待更多樣化、國際化的金融服務，多些來自外資機構的競爭，總歸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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